加拿大菲莎研究所发布2017年矿业公司年度调查报告

在私生活领域，对不合理的差别可以建立如下的判断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很大程度依赖于信访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将信访局限于行政科层组织内部，暂且不论程序和机构的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群众政治，在现代立宪主义框架下是人民主权意义上的由人民直接出场的宪法政治。现行宪法第2条第三款和第27条展现了这一主权方式。[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4—70页。依据本文的思路，如果将信访作为宪法监督的一环，那么涉诉涉法信访就失去独立存在的必要。就此而言，宪法监督是人民主权与代议制的制度联接点之一，构成了人民主权向人大——国家机构的压力传输机制。

妥适的做法，应坚持总体路线和政治方向的政治领导，通过对民情民意的收集反馈为人大立法提出整体意见，作为治理调整的切入口。应星认为应该发挥信访救济的独特优势，集中矫正其不讲程序、缺乏规范、充满恣意的根本弊端，将信访救济改造为行政诉讼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的过滤机制、补充机制和疑难处理机制。（2）部分立法的前瞻性与滞后性并存。

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等。尽管立法民主并非一定产生良法，这是民主应有的代价。这就意味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立法面临着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并存的压力。[⑧] 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而这关键取决于执政党及其政治精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3、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应然与实然的关系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与法治的悖论关系，就能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期的法治问题。

虽然说法治问题主要是我国体制机制不足所致，但是法治问题的解决则必须置身于社会转型期解决体制机制不足的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考量。（3）良法的界定存在变数。2、理性看待立法前瞻性问题 一般而言，法律回应着社会变迁，必然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变化。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的绩效考核等。

因此，我国应当以史为鉴，既要吸取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我国历史上清末民国初期的经验教训。反之，不但不能取得改革成效，反而还有可能紊乱改革路线图及其改革大局有学者以我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城乡规划区域为基础，提出可以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限于城市规划区外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而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仍应通过征收实行国有化，即城镇规划区外(圈外)，只要是非公益性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征收，从事非农生产。第一，可以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集体土地的范围。

2007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这是目前土地储备的依据。两年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国有土地使用权顺利进入市场流转，而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的出台则因为地方政府普遍担心允许集体土地流转会冲击国有土地的供应市场和加大土地征收的难度而受阻。

公共利益的需要只是一个摆设，并未在具体的土地征收制度中得到落实，现行的土地征收事实上与公共利益需要无缘。因此，要将土地征收限缩在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内，首先应当允许城市规划控制区内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待条件成熟时还可考虑通过删除宪法中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将允许流转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延伸到城市市区。

进言之，如果将可以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限制在城市规划区外，那么，随着城市规划区的外扩，原城市规划区外可以入市的集体经营性用地也都落入被征收的下场。(二)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人的资格与范围 在集体土地征收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是最主要的被征收人。第三，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入的市场范围。买回权是土地征收制度中被征收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目的是为了防止征收机关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征收权。参见黄忠：《城市化与入城集体土地的归属》，《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52页。在项目认定中，项目认定人需要判断确定相关土地房屋、项目计划以及为此该项目只能征收或者使用相关土地房屋的公益性，并最终决定是否作出项目认定。

此后，土地管理法又历经了1988年、1998年和2004年三次修正。如果将目前可以入市的集体土地限定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领域，那么，哪些区域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对此没有明确。

[16] 在物权法立法中，为集体土地寻找主人成了物权法的立法任务。[21]区段征收是土地征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征收，系指对一定区段内私人之土地权利，进行收买或者征收，将土地整理后，复行放领、出租或者出卖，或由政府直接支配使用之制度，又称地带征收，区段征收旨在改善该地区之土地利用，使适于事业目的之发展，故区段征收之特征，在于将某一区域内之土地全部征收，重新分宗整理后，再行支配使用。

[6]如果将城乡规划法上的城市建成区理解为相当于土地管理法上的城市市区，将城乡规划法上的城市规划控制区理解为受城市规划控制的农村及城市郊区，那么，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9条的规定，不仅是城市建成区(城市市区)的房地产建设用集体土地，而且连受城市规划控制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房地产建设用集体土地，也全部被纳入了国家垄断供给和强制征收的范围。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

[18] 再看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土地管理法第8条第1款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如果因为土地征收导致投资企业停止经营的，其股权应是通过投资企业的收益分配以及解体清算后的资产分配而实现。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之所以如此困难，其根源在于由现行土地制度所支撑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撼动，改革的阻力太大。

但土地管理法未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16]民法通则第74条第2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经营、管理。

被征收人在土地征收中的基本权利应包含程序性权利、实体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除土地所有权人外，对被征收土地享有他项权利的人，甚至包括因征收而使其权利受到影响的人都能够成为被征收人。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租赁权利人是否享有被征收人主体资格应视情形而定。宪法的这一规定，不仅意味着宪法实施时原有城市市区的土地必须全部国有化，而且意味着因城市扩张而进入城市市区的集体土地也必须国有化。

在域外，土地征收中被征收人的资格与范围明确且具体。只有在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才会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土地管理法第48条)。司法阶段主要是裁决被征收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和确定补偿金。如果把可以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限制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农村地区，城市规划区内，特别是城市规划控制区内的集体土地仍沿袭先征收、再出让的供用地模式，实际上难以真正规范土地征收、缩小征地范围。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被征收人难以参与其间。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历史还是现实，自留山、自留地不仅构成一类独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而且，其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一样都是无期限的、具有福利性质的、更接近于自物权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自留山、自留地使用权人应当享有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布实施后，加快构建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成为共识。如果其转租的是包括厂房在内的租赁物，那么，其因征收所产生的损失仅为装修损失、停产停业损失以及生产设备的搬迁、安置等损失。

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以集体土地公有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中心，以公权力为主导，制度设计上反映了公权的至上与私权的虚化。为此，必须通过修改现行立法来清除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的制度性障碍。